新AI纪录片让CEO们坐上“热座”，却对他们过于宽容
纪录片《AI Doc: Or How I Became an Apocaloptimist》试图在AI这一两极分化的技术中寻找中间立场，却最终让Sam Altman等科技高管轻松过关。这部由Daniel Roher执导的影片将于3月27日上映，采访了OpenAI的Sam Altman、Anthropic的Dario Amodei和Google DeepMind的Demis Hassabis等AI领域的关键人物。尽管获得了难得的访问机会，但影片在追问这些CEO的责任时显得过于温和。
影片背景与访问难度
导演Daniel Roher曾凭借2022年关于俄罗斯反对派领袖Alexei Navalny的纪录片《Navalny》获得奥斯卡奖。这次，他成功邀请到多位AI巨头CEO出镜，包括OpenAI的Sam Altman、Anthropic的Dario Amodei和Google DeepMind的Demis Hassabis。影片原本计划采访Meta的Mark Zuckerberg和X的Elon Musk，但两人均未露面。
这种访问级别在AI纪录片中相当罕见，尤其是考虑到另一位导演Adam Bhala Lough在拍摄《Deepfaking Sam Altman》时，因长时间被Altman忽视而不得不使用聊天机器人和数字头像来模拟采访。
温和的质询与错失的机会
影片的核心问题围绕AI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对人类社会的潜在影响。Roher在采访中直接问Altman：“考虑到AI的极端后果，为什么人们应该信任你来指导它的加速发展？”Altman的回答是：“你不应该。”然而，质询就此结束，没有进一步追问。
这种处理方式让影片在关键时刻显得软弱。尽管Roher和联合导演Charlie Tyrell努力通过通俗语言解释AI术语，避免使用创业公司的流行语，但在面对CEO们的责任问题时，影片未能深入挖掘。
影片的情感框架与AI风险
影片以Roher对即将出生的儿子的焦虑为框架，探讨AI是否会剥夺下一代成长为独立成年人的体验。非营利组织Humane Technology Center的联合创始人Tristan Harris在采访中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观点：“我认识一些研究AI风险的人，他们不指望自己的孩子能活到高中。”这暗示了AI可能摧毁传统教育基础设施的极端场景。
尽管影片展示了AI带来的恐慌感，但在平衡CEO观点与批判性分析方面显得不足。Roher的“apocaloptimist”（末日乐观主义者）立场——既看到AI的潜在灾难，又保持乐观——可能削弱了影片的批判力度。
行业背景与纪录片的价值
在AI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，公众对科技巨头的信任度持续下降。纪录片作为媒介，本应提供深入的分析和问责，但《AI Doc》在这一点上未能完全实现。影片虽然提供了AI基础知识的速成课程，但在追问权力和责任时过于保守。
对于中文读者来说，这部纪录片提醒我们，在关注AI技术进展的同时，也需要对科技高管的承诺保持警惕。影片的温和态度可能反映了当前AI叙事中常见的“技术中立”倾向，但这也意味着错失了深入探讨伦理和监管问题的机会。
小结
《AI Doc: Or How I Became an Apocaloptimist》在访问AI领域关键人物方面取得了成功，但在质询他们的责任时显得过于宽容。影片以个人情感故事为框架，试图在AI的乐观与悲观之间找到平衡，却未能对科技高管的权力进行足够深入的批判。对于希望了解AI风险与伦理的观众来说，这部纪录片提供了入门知识，但可能缺乏足够的尖锐性。